谁是“我们”(回味名言之一)
2011-08-16 22: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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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我们”(回味名言之一)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文第一句话。这篇题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章发表于1925年(据《毛泽东年谱》及《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而《毛选》误指为1926年),至今已有八十多年了。就我见闻所及,八十多年间无人对此“首要问题”提出过问题,所以成为无可怀疑的名言了。

不过毛氏是十分注重“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实践论》)的,上述认识经过八十多年的社会实践,人们该有可能依照实践的结果再来审视它了。

按照革命的逻辑,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谁不和我们一起歌唱,我们就叫他灭亡。”(马雅可夫斯基)非友即敌,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做的。不过回顾那些硝烟弥漫的战场,却可知敌友之外一定还有也许未必出场、但是更加重要的主角,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朋友”里那个“我们”!所谓敌友,都是“我们”的;没有“我们”,哪来敌友!所以“谁是我们”应该更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在作者看来,似乎已经“不成问题”,無须介绍,只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以后,最后一段“综上所述”,简单说了一句“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似乎它就该是“我们”了。

可是不然。本文首段就明白規定“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该由它去“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原来按照中共所奉行的列宁建党学说,那个“工业无产阶级”之“向导”革命,必须“通过共产党”去实行。然则真正的“我们”乃是已成立几年的中国共产党了。谨按1925年中共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共有党员994名,那么“我们”就该是这千名左右的同志了?那也不然。按照中共“民主集中制”的精髓原则“全党服从中央”,千名党员又必须服从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此会又必须服从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的中央局。那么本文所说的“我们”,應該就是这五个人再加上作者本人(这是自然的,不然就成不了“我”们)了。

把“我们”坐实到具体的人,这篇文章“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就出现新面貌了。请看1925年此文发表时的“我们”,到后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先是陈独秀和彭述之因为反对斯大林和组织“托派”、然后又是张国焘因为投奔国民党,陆续变成了“我们的敌人”;蔡和森和瞿秋白尽管都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但瞿氏却因在監獄里说(写)了“多余的话”,背了好久“叛徒”恶名,也成“我们的敌人”了。六名“我们”,只剩下作者一人,继续和后来的中央领导组成新的我们,直到他本人也于九年以后由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正式选入政治局成为中央领导,其“我们”身份也就得到全党的法定认同。再到以后,和他一起的“我们”,又陆续有王明、高岗、彭德怀、贺龙、张闻天、刘少奇和林彪变成“我们的敌人”。与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的角色转变相适应,“中国社会各阶级”里面,频添了多少“敌人”的品种:托派、叛徒、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和叛国集团甚至“土匪”,并在掌握政权以后的每次政治运动中次第受到歼灭,每次的人数都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已经大约十倍百倍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稿(不是《毛选》上的那个)所计算的100万至500万人了。这里还没有算进毛泽东身后从他最后的“我们”变成“我们的敌人”的夫人江青女士和她的朋友们。

由此可见,“我们”的种种变化,其实是涉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命运的大事,而其中的一大秘密,就是这两个字里只是“们”字在变,“我”字即作者毛泽东自己是始终不变的,即使到他身后才变为“我们的敌人”的女士一伙,其罪名也是“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以所谓“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朋友”也者,“我的敌人”“我的朋友”也。这隐藏在变和不变后面的规律,被文化大革命中年轻娃娃红卫兵的一句口号所捅破:“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以毛主席的敌友为敌友,这就是琢磨毛泽东选集首卷首文首问告诉我们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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